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在您创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人、书或者事情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大约1994年上大学时就开始写诗歌，那时正赶上世纪末人文思潮的最后一波。受同学和周围环境影响，在图书馆大量阅读文学、哲学作品。国外第一个冲击我的是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他诗中撼人的力量、冲天的豪气，还有他的血性、叛逆、坚韧溶入我的血液，一直影响至今。然后是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里尔克、卡瓦菲斯等名家的作品，国内当然是“朦胧诗”北岛、顾城、芒克及后来“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的优秀的作品使我认识到口语的活力，这得益于我对《现代主义诗歌大观》和《灯心绒幸福的舞蹈》这两本书阅读。诗歌之于我是“照亮自己内心，照亮他人内心”，也是精神困惑自我拯救的方式。海子引发的“麦地狂潮”曾让我沉迷于避世的理想主义，然而过后立即意识到自己诗的空洞和远离现实，只有介入当下才是出路，从而从学院趣味中脱离出来。尤其是世纪之交的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论争）对我震动很大，当然接触到大量的民刊和各地诗人也廓清了我对现代诗的整体意识。
在您的作品里，哪一首诗或者哪几首诗是您更中意的？有什么原因吗？
在2000年-2002年底我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声部，写了许多关注底层生活、关注当下、在场的诗，这些诗写了边缘人内心的疼痛和人在社会中茫然尴尬的状态。像《树村歌手老周》（民谣歌手周云蓬），而《怯懦的姿势》《拆掉我的纪念馆》则体现了个人对生活的对抗和隐忍的态度，生活中压抑挫折对心灵的戕害。另外一类是具有荒诞感的诗，像《逃离》、《杀人游戏》、《碎片》、《内心深处的掌声》主要是从超现实出发，挖掘人类共性的东西，而且将之推到极致。其中有残酷的场景，斐然所思的结局，以期达到惊悚的效果。此后我又脱离对现实的追问，转而着眼于内涵和个人境界的探寻，抛弃了固有的价值判断，像《旅程》、《静》、《天目山麓》着眼于对生命禅意的挖掘。
诗作就是表现自己荒诞的存在，否定人存在的意义，否定人与人沟通的可能。在我看来：人所经历的以及追寻的是那些不间断无序挥之不去的印记，诗人形象地表述出来。在宏观上则是从此岸到彼岸、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种精神超越。诗即血质，无法摆脱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竭力挣脱世俗的羁绊和意识中和偏狭。从某种意义来说，每首诗都具有心灵的暗示和象征，其所蕴有的含义总比它向作者所表达的要丰富，也总比它向读者所直接阐明的要丰富。否则它就不能构成一首诗。
在如今忙碌的社会中，您觉得还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读诗？如何看待诗歌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
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阵痛，很多是隐性的矛盾，可能会越演愈烈。将物质追求作为第一要旨时，社会主体价值必然出现“中空”的现象，人们的精神无所皈依，陷入迷乱与喧嚣之中。如今多元价值的时代，每个人有多种选择，尤其是网络资讯的发展，规避了作品的受限和遮蔽。诗歌对于当下依然起着提供一方净土的作用。诗歌令人洞悉情理，心念澄明，也让人愈发纯粹。目前仍有一部分读者热爱着诗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像最近辛波斯卡诗选《万物静默如谜》、聂鲁达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本质诗歌与大众没有藩篱，读诗写诗是一种身心的冶炼，于人生汲取有益的东西。作为诗人可以让诗歌再进校园，进入公共区域。比如邀请国外诗人开研讨会、编辑民刊、开朗诵会，近距离与读者交流。我个人创办过诗歌网站，主编过《个》诗刊，在天津开过讲座，在微博上介绍些好诗，这都是尽些绵薄之力，各种普及诗歌方式需要的是细水长流，而剔除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它通常不会立竿见影。
如何评价自己的诗歌，您认为诗歌应该是一种理想主义，还是更偏重于现实？
理想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其实诗歌最关键的是传达思想，展现一种对社会周遭的态度。现实主义不是艺术创造的唯一原则，但它永远独立为一个侧面。诗人无法脱离时代，不是与世隔绝，必须进入社会的内核，融入这个时代。我个人喜欢介入生活，体悟生命中喧哗和躁动。不断更新颠覆自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我的标准就是诗不能丧失作为“人”的标准，挖掘人性固然不可缺，还有在人性中衍生出“光芒”来。另外凌空蹈虚是禁忌，我喜欢在低处飞翔，一方面看清现实，另一方面超越现实。
您觉得诗歌的力量来自哪里？
诗人之于写作，旨在于心灵的救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与心性、性格有关。写作在现世很难成为一门职业，但职业精神却是诗人成功的要素，一个诗人的价值需要通过衡量作品含金量来体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是由表及里由里及外，作为物质生活完全为了服务于内心的写作。
最后，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由诗人转型为日本文化学者的？
南开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四处奔波，在北京、深圳等地工作过。做过互联网、外贸出口、进口、生产管理、报社编辑，纪录片编剧，不断被生活磨砺，但从未放弃过写作。我曾为假日100天人文版编辑，在昆明生活新报、广州信息时报、上海时代报、北京青年报开专栏，写作题材不限于诗歌，诗评、小说、随笔，更多是影评、乐评、书评。目前主要精力放在日本文化和民国女画家的研究，并为某些出版社和杂志策划选题。出版有诗集《孤屿心》和日本随笔集《完全治愈系》等著作，我的日本电影书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2009年生活遭受重创，对于官方学院民间诗坛都心存失望，写诗歌需要心无旁骛，抛去对名利的虚妄和嗔念，此后我完全自发性创作，同时更多时间注重受众和社会影响，无疑文化人身份，比如在日本文化、民国绘画、生活美学方面，让我在公共区域提高受众，知名度大增，如此下去，即可打破旧有园囿，只要诗心不变，照样可以反哺自己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