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无名作家依靠写作维生都是比登天还难，像安部公房战后以做汽水为生，虽然进了东京大学医学系，但他依然全力在做蔬菜和煤球的生意，他对汽水和煤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当时先决条件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能换钱，做什么都行。
笔者非常喜欢的作家中上健次，他与村上龙、高桥三千纲、三田诚宏、池田满寿夫等年轻作家一起起步，他比村上龙早一年获奖，获奖前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索性认识了见城彻（幻冬舍出版社的创办人），见城彻年轻时好与作家结交，那时他刚当上编辑，就获得年终奖五十万日元，恰逢碰中上健次在酒馆打架伤了顾客，没钱可赔。中上找他借钱，并许诺获芥川奖，拿奖金还。见城立即拿出三十万给他，转年作家得芥川奖，以奖金抵债。
得芥川奖未必可以改善作家的生活，但是奖金的确可以为捉襟见肘的作家解燃眉之急。像第五届芥川奖得主尾崎一雄，当时37岁的他带着两个孩子在贫困中挣扎。获奖的消息甫一公布，他就跑去文艺春秋社恳求，说正奖手表什么时候都可以领，只是希望赶紧能领到奖金。拿到奖金的尾崎没有径直回家，而是直奔当铺先把衣服赎了出来。当铺老板见他异常高兴，说：“我恭喜您了，从今以后您和我们没有缘份了。我应该祝贺您。”可是还没有过了一个月，500日元奖金就被尾崎用光了，他又去了那家当铺典当正奖手表。据说当铺老板露出大为失望的表情。开旧书铺的作家出久根达郎兴致盎然地将此事记录下来（见《外国文艺》 2003年第6期 《日本芥川奖的价格》李重民译）。
还有五味康祐尝试将诗人里尔克《玛尔迪手记》的手法融进自己的小说中，他拿着稿子跑到出版社，总是石沉大海。获奖小说《丧钟》是他第一次试写的历史小说。当时他生活非常贫困，夫妇俩借着一间草屋居住，野狗总是盘居在草屋的屋檐下。五味康祐可怜那些杂交的野狗，想喂它们，可自己穷得连一根肉骨头都买不起。一天，野狗在马路对面看见五味康祐，便甩动着尾巴径直朝他跑过去，不料被汽车压死了。
五味康祐抱着野狗的尸体失声痛哭。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咀咒自己的贫穷。”“我甚至怀疑究竟什么才是人们为之炫耀的文学精神。” 五味康祐得奖的消息在媒体上报道时，第一个跑来祝贺的，是开当铺店的父亲。父亲还送给他一瓶酒，五味康祐将酒供在野狗的墓前。据说，正奖手表不久就被五味康祐送进了当铺，就是那家赶来祝贺他的当铺。
第二十九届是安冈章太郎的《坏伙伴》，安冈章太郎拿出奖品手表给一个新宿的人看，不料那人不太知道芥川奖，看到奖品仅仅只是一块手表，连连说“阿科塔、阿科塔(垃圾)”，安冈章太郎大为沮丧。
第三十一届(1954年)同事是“第三新人”代表作家的吉行淳之介凭《骤雨》获得殊荣。据吉行淳之介自己说，当时只发行了五千册。得奖没给他带来什么机遇，二年内根本没人找他约稿，窘迫的作家在小酒馆慨叹：老鼠从屋顶上跑过，呼啦哗啦掉下钱吧。
要说“芥川奖”真正获得影响，那时在1955年学生作家石原慎太郎以他的弟弟为原型写就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奖，这部小说写了一帮物质充裕的青年背离道德，行为放荡不羁。由于题材的惊世骇俗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轰动，芥川具备了新闻效应，从此每年都会刊行报端。继石原获奖后，开高健和大江健三郎相继登上龙门，新一代作家登上文坛。开高健当时正主编公关杂志《洋酒天国》，出版社老板知道他得奖喜形于色，说自己的杂志剩下了四千万元的宣传费了。
村上龙
第七十五届芥川奖（1976年）是村上龙的《接近无限透明的蓝色》，引起的轰动超过了《太阳的季节》。这本书读者大多青少年，且女性占读了一半。它的销量达二百万部，这个纪录至今还无得奖作家打破。芥川奖对于作家，毋庸置言提高了知名度，稿约也会不期而来，通常来说得奖作品都会销出五六万册，这对于苦著十年读者千人的作家笙野赖子是大可以救穷的 。
芥川奖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力，是逐步产生效应的。该奖创始人菊池宽曾在1935年10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抱怨说，为了公布芥川、直木奖的评选结果，花钱招待报社的各位记者，还再三感谢，可有的报社竟连一行消息都没发。
战后芥川奖的崛起应当归因于石原慎太郎和村上龙等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相继获奖。近年来涌现了绵矢丽莎、金原瞳等“最年少得主”，少女作家的偶像魅力吹散了以往纯文学保守、艰涩的印象，也使该奖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著名评论家川村凑认为，芥川奖变得越来越与社会接轨，使其赢得了公众的认识，影响力倍增。
芥川奖史上，不乏以日语为生活语言的在日韩国人或朝鲜人获奖的先例，美国人李维英雄、瑞士人大卫·佐佩蒂、伊朗人席琳·内泽玛菲则是候选作家，但中国人杨逸才算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外国人。中国台湾作家李琴峰获奖，又一位华人作家获此殊荣。
李维英雄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专家，曾将《万叶集》翻译成英文。他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曾经在中国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采访后写下的纪实性作品《天安门》成为第115届芥川奖候选作品。这部日语作品中，夹杂着汉语和英语，表现了他在这次旅游中的感受。这篇作品完全达到了芥川奖的标准，由于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强烈反对而最终落选。
芥川奖呈现出获奖者低龄化以及母语非日语的作家)频频崭露头角的特征，在令该奖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增添了异域文化、国际化色彩。不过，日本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芥川奖的这些变化实为出版社的“造星运动”，目的是制造新闻和话题，以此提高获奖作品的销量。从另一方面讲芥川奖是作家进入文坛的准入证，起到鲤鱼跳龙门的作用，对于发掘新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