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怎麼不戴手套幹活？”

“築這樣的路，一天兩副手套也不夠。機械根本用不上。”指導員謝世貴向我解釋。

我見一位藏族戰士正彎著腰，一聲不吭地用手抠一塊大石頭，他滿頭是汗，眼淚不住地流下來。謝指導員把我拉到一邊：“他叫扎西，前幾天收到家裡的信，他母親病故了。”

“那怎麼不讓他回去一趟？”

“他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工地，沒命地幹，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了，哪裡有‘硬骨頭’，哪裡有險情，哪裡就有他。”謝指導員顯然有些激動，“扎西，你立即回去休息！”

“人家都在幹，我怎麼能躺得下！”扎西仰起淚痕未乾的臉。

“這是命令，你給我滾回去！”謝指導員發火了。

“你叫我其它的可以，休息不幹！”扎西抠出一塊大石頭，抱起來甩到溝下，又背起四箱炸藥，向一個陡坡爬去，嘴裡喊著號子。

串串淚珠順著謝指導員那張剛毅的臉“叭哒、叭哒”地往下掉。我的眼睛有些潮濕，急忙拿出太陽鏡戴上，儘管這會兒並沒有太陽的跡象。後來我聽說扎西的母親沒有病故，而是病重住院。扎西的姨媽在信裡沒寫清楚。知道了這個消息，我禁不住喊道：“蒼天有眼！”

我跟著一位連長來到他住的帳篷。蓬頂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天窗”，一滴雨水落在我臉上。我起身挪地方，雨水再滴下來，又挪，結果始終有雨水滴下來。連長說，能有這樣一個搭帳篷的地方已經很不錯了。每天開山放炮，石頭砸破帳篷，砸到床鋪是常有的事，有的地段沒法搭帳篷，戰士們只好披上雨衣露天而臥。我隨手拿起鋪上的一張紙，上面是戰士劉紹新寫的一首關於帳篷的詩：

用不著挖地基

更用不著建築師的設計

在泥濘、雪地

在綠色的草叢、森林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啊，帳篷，你是青春的樂園

又是一個碩大的熔爐

淨化了戰士的心靈

你是母親的懷抱

孕育著一顆顆赤誠的心

工兵戰士在用美好的心靈歌唱生活的艱苦，歌唱築路的歡樂。面對那一頂頂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的帳篷，我忍不住自語道：如果有人不理解他們，那才真讓人不能理解。

“作家同志，你錯了。”一位甘肅籍戰士何志宏對我說：“按理說，青梅竹馬的朋友總該互相了解，彼此體諒吧？可事實上並不。我的女朋友最近來信宣布，她過去根本就沒有想過發展這種關係的事。還說她讀了一本關於青少年思想修養的雜誌，認為她跟我不屬一個類型的人。我真鬧不明白，一本雜誌就那麼大魔力，讀了以後會讓人看不起當兵的……”

“那你也可以給她找本雜誌嘛。”我為他抱不平。

“誰費那個心，當兵的還是要有點志氣，你不幹就拉倒。”

“恐怕沒那麼簡單吧。你們畢竟是青梅竹馬。”

“當然”，他臉紅了，“我也不是個絕情的人。我給她寄去一張郵票、四張信箋，兩個信封，裡面什麼也沒寫。不知她懂不懂咱的意思。”

“唉，真是有情的太有情，無情的太無情。”我感嘆。

“她要是無情，我也就無意。”貴州籍戰士張少政拿滿是血泡的大手拍著大腿（他不久前榮立了二等功），“我的女朋友是我入伍那天主動找我的，說什麼當兵光榮，要跟我結婚。前兩個月又來信說她雖然長得不是十全十美，但也是一表人才，缺胳臂斷腿的人還配不上她。還說什麼要想結婚，先要給她買衣服、買手錶……我入伍到現在才存了兩百塊錢。我火了，兩把把信扯了，決心好好在部隊幹一番。嘿嘿嘿……”

他摸摸自己的光頭笑了，我也笑了，周圍的人都笑了。笑得那麼開心，人人都是用全副身心在笑，笑得非常扎實。他們不為無情人而消沉，更為有情人而欣慰。他們送給我一封戰士呂建平的女朋友寫來的信。

同志們：你們好！

我作為你們戰友呂建平同志的朋友，能給你們寫信，我感到由衷地自豪。和你們一樣，我也是一個青年。雖不能像你們那樣保衛邊疆，建設邊疆，但我也驕傲，為我的同齡人——八十年代最可愛的人驕傲。

軍人是和平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如你們的軍裝——綠色永遠是和平的標誌。我曾深深地思考過，你們離開父母兄妹，或是離開妻兒、情人，去到邊疆，難道僅僅是為了“我是一名軍人”嗎？不是，絕對不是。你們心中裝著千萬個母親，裝著千萬個家庭。

我沒有什麼獻給你們，只能用真誠的心和這只字片紙來表達對你們的慰問，衷心寄予你們美好的祝願：願你們齊唱凱旋歌！

                                                  同齡人——

                                                  呂建平的未婚妻樊俏燕

                                                  1987年5月31日

看了這封信，我想對戰士們說幾句什麼，但什麼也說不出，只感到內心深處如同遠處的一條瀑布。那瀑布像巨龍吐沫，水瀉到山角下激起沸騰的浪花，晶瑩的水泡……

“戰士們有的累得吐血，有的患了雪盲，有的受了傷，有的家裡發生了不幸……但他們仍在這裡默默地奉獻，你們攝製組應該拍拍他們。如果他們的親人在電視上看到他們……這也是對我們工作的支持，這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黨團長緊緊握住我的手。

“對，拍拍心甘情願在這裡吃苦的人們……”參謀長緊緊握住我的手。

“對，拍拍這些無名英雄吧。”副參謀長緊緊握住我的手。

“……”

上百雙懇切的眼睛望著我，上百雙長滿硬茧的手抓住我的手。我明白自己作不了這個主，因為這不在拍攝計劃之內，而且時間太緊，劇組還要跑好幾個邊防點，按目前的拍攝進度已經很難達到上級要求的出片時間。我只好對他們說，待我明天來再定。

晚上，我將此情況帶回劇組，同志們欣然同意，“特殊情況特殊對待。如果劇組真能幫部隊做點政治思想工作，何嘗不做呢？我們本來就是為兵服務的，為部隊基層建設服務的……”於是決定後天去拍工兵部隊。

大清早，一輛北京吉普駛過來。工兵團的副參謀長跳下來，滿懷希望地朝我伸出手。不知怎的，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知道戰士們正在前面盼我，我仿佛看到他們在攝影機前雀躍……他們吃了那麼多苦，對我只有那麼一點要求——把他們拍進電視，讓他們的親人看看，讓他們的親人高興，讓他們的親人放心。他們就這麼一點奢望，一點小小的奢望。我怎麼會不為他們而感動，劇組的同志們怎麼會不為他們而感動，山崖……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山崖在一勁地哭泣，到處灑著濕漉漉的淚，呜咽著的風把野草吹得搖搖晃晃，野草掛不住山崖的淚，掛也掛不住……我的心被揪得生痛，拼命想忍住自己的淚，到底忍不住，猛地趴在車窗前，失聲抽泣著，頭再也不敢抬起來。“怎麼啦？老薛，怎麼啦？……”副參謀長在後座上焦急地拽我。我只管哭。我心裡清楚，作為一個“老西藏”的後代，作為一個部隊的專職作家，沒能以文藝的形式把他們反映出來，這是我的失職。在他們面前，我過去僅有的一點聊以自慰的洋洋自得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羞愧。

能對他們說什麼呢？我只有迎著呜咽的風，對著哭泣不止的山崖喊一聲：

“工兵兄弟們，請放心……”

                                       載《西藏日報》198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