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血殘陽最感人 歲暮之年最動心
也許你不會相信，我在西藏高原黃金8月的一天，拍到了一張最為動心的夕陽照——一位身著呢子軍服的老人，在細雨濛濛中，緊緊握住已死多年的老戰友的雙手，泣訴衷腸。
這位老人是原西藏軍區政治部攝影幹事、離休幹部陳茵。
那天，一抹燦黃的夕陽橫過空氣清新的太阳城。我被什麼給牽動著，背了照相機往西郊烈士陵園去。
下雨了。大大小小的墳莹在晶亮的夕陽雨中靜臥。我混濁的眸子向四周無語的墓碑袒露靈魂深藏的心事。突然間，一個帶著哭腔的喃喃細語聲從陵園西側傳來。我走過去，只見一位胸佩小白花的老人蹲在一座墳前，以顫抖的雙手不停拔草。一邊拔，一邊像孩子似地拿手背抹淚，嘴裡念念有詞。我不忍驚動他，但他看見了我——那一刻靜止不動的注視，似乎使我感受到了一種寬慰。
他告訴我，這裡埋的是他過去的老指導員，一起從淮海戰場走到拉薩來的。我仔細看了墓碑，那上面寫著“趙瑞亭同志之墓”，是原拉薩市委常委、拉薩市副市長，犧牲於1969年2月。
他紅著眼對我說，“我每次心裡有啥委屈了，就要到這兒看看烈士，給他們說說話，拔拔草。這一拔草，就像握住了老首長和老戰友的手，我的心情就好些，啥事兒也想通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非常樂觀的老人，至於委屈，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他哽咽道，“他們說我‘扣’，笑話我，我扣啥了？我省吃儉用為啥？讓他們來查查，我存摺上到底有多少錢？曉康，我是18軍離休老戰士最後留在西藏軍區的，你也是‘老西藏’高級幹部子女中最後留在這兒的獨苗苗，我想給你講的有些事，從沒對誰講過，都是我的心裡話……”
面對老淚縱橫的他，我百感交集地認真點頭，在雨中點點滴滴地記下他那些注入生命的心裡話——
許多可查的資料上注明，他於1932年生在河南杞縣。而實際上，連他本人也不清楚自己究竟生於何時何地，因為他從小生活在河南開封的一所孤兒院。他不知道親爹親娘長得是啥模樣，也不知道親爹親娘為何要送他去那個悲慘透頂的地方。
他的養父是個窮教師，由於沒有孩子，便和老伴兒去孤兒院將不滿3歲的他（孤兒院給他指定的年齡）領回家中。8歲那年，他去養父所在的學校上學了。當時家境貧寒，他從小到大沒有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能上學念書，對他來說已是很奢侈了。為此，他至今仍很感念養父。可是他做夢也沒想到，5年的校園生活，與他為伴的竟是不堪忍受的欺辱和鄙視——同學們時常指點他露出腳趾的鞋，“瞧，孤兒院的臭小子又露出來了。”
漸漸地，他隱約感到同學們嘲諷的不是他的鞋，而是他整個兒的這個人。孤兒院？他忐忑不安地問養父。養父勃然大怒，“胡說八道”。他不甘心，幾乎每年的元旦節前夕都要趁養父的心情稍好時追問一遍。沒有結果。“那是壞人挑撥，快別聽。”養父總是這樣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終於在一個元旦節前夕，他決意不再追問了。他要去“追趕”。追趕解放軍。他在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中原日報》社裡當學徒，學習照相技術。這是1945年12月。
就這麼，一個13歲的孩子，穿著露出腳趾的鞋，懷著滿腹的委屈，在“數九那個寒天下大雪”的日子裡，開始了他“一生求解放，至死為人民”的漫漫軍旅生涯。而他的養父和養母在多年後的臨終之際，如實地告訴了他——你真的是個孤兒。那時候，你又髒又臭又瘦小，怪可憐的……
可憐的人兒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淮海戰役，他從《中原日報》社下到連隊參加戰鬥，跟戰友們一道英勇殺敵；成都戰役，他的身上留下彈片，榮立一等戰功；解放西藏，他背著一部舊照相機，拍下18軍將士歷經的那場偉大而悲壯的進軍過程。
到目前為止，他已擁有7萬多張珍貴的歷史圖片資料，其中西藏解放以來的各種大事件無一遺漏。他是西藏社會歷史變遷的見證人，是新西藏歷史發展的記錄者。西藏的軍內外人士稱他是“活檔案”、“活資料”、“活歷史”。他驕傲地宣稱：別人有的，我有；別人沒有的，我也有。
一次，有個美聯社記者由別人介紹來購買他的圖片資料，開口就出價一百萬美元，並聲稱除了涉及國家和軍隊機密的。
他不討價還價，堅決不賣。“這些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的圖片資料的確價值很高，但它不屬於我陳茵個人，而是我們國家和軍隊的一筆財富。”
為了這筆財富，為了這部生動形象的西藏當代史圖片資料，他耗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傾注了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全部心血。如果要賣，那便是賣自己的血，賣自己的心。
在全國海拔最高的幾個單位——“高原紅色邊防隊”查果拉哨所(駐地海拔5300米)、“天下第一道班”唐古拉道班(駐地海拔5800米)、“模範雷達連”甘巴拉雷達連(駐地海拔5374米)等，無一沒有他的足跡。他曾3次徒步到墨脫(全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採訪，9次追隨中國登山隊和中國冰山科學考察隊攀登珠穆朗瑪峰，最高登頂達7200米。
7200米這個海拔高度，不論是對身強力壯的小夥子還是訓練有素的登山運動員，都是一個體力與意志的考驗。而對於一個二等甲級殘廢的老人，則是毅力與生死的考驗。
現實生活中的殘廢人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我們要做生活的強者，我們應該做生活的強者。”然而，要用自己的殘軀闖開一條生活之路，首先需要一種力量，一種純精神的力量。
“想想烈士”。他聲音發顫地對我說。“烈士”成為他後半生挖掘自己殘軀裡潛在能量的精神動力。
那是1959年的一天，他隨部隊去帕里地區執行任務，返回途中遭到叛匪伏擊，為搶拍照片，他的肩部、頭部和腿部三處中彈。他掙扎著繼續拍照，終因傷勢過重而昏迷過去。當他被送到手術台上時，懷裡還緊緊搂著一部被鮮血染紅的照相機。軍醫和護士們一邊做手術一邊難過地搖頭嘆氣，說是流血過多，已經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