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始終相信，毛澤東和當年的紅軍指戰員也不會忘記他們。當年跟紅軍道別時，毛澤東向澤旺頭人借了一把鐮刀，這一“借”，便永遠沒有還，也許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借老百姓的東西不還的事情。澤旺的家人們一致認為，毛澤東之所以要這麼做，肯定是想將這把鐮刀當做一件紀念物，以不忘當年支援紅軍的藏族同胞。對此，我很認同，毛澤東沒有忘記他們，不會忘記他們。我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給他們聽：“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是很大的幫助了漢族。”“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引自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進一步論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相互依賴的關係。我對蘇朗彭初講，今天我們黨中央一再提出的“兩個離不開”（漢族離不開藏族，藏族離不開漢族），應該就是以毛澤東的這些講話為理論基礎的。

蘇朗彭初十分激動，他騰地站起來，走到掛在他家牆上的毛澤東像前，熱淚盈眶地凝視，好一會兒，他像一個虔誠者誦經那樣，深沉而動情地喃喃道：“偉人……偉人……真的是偉人……”

他帶我參加了“蘆花會議”的會址，也就是他祖傳給他的這幢房子。看上去保存基本完好，為木石結構建築，硬山式屋頂，抬梁式梁架，橫梁置於邊牆上，共三層，通高8.5米、面寬二間14.9米、進深二間13.3米，每層的木梯為陡斜的木梯。二層樓上有蘇朗彭初和他妻子索朗俄滿布置的展覽室，陳列著幾十件紅軍遺物：有戰刀、土炮、槍托、梭鏢、草鞋、布幣、掛包、鐮刀、防滑腳釘、煙杆、文件箱等。蘇朗彭初告訴我，因為條件有限，還有一些遺物沒有擺出來。我感覺，這些遺物使這幢有待進一步維修和加固的陳舊建築有種鼓舞士氣的韻律，即便在昏暗的光線中也顯得熠熠生輝。

在一面牆上寫著這個家族守護“蘆花會議”會址的四代人的簡歷——

第一代：澤旺（1886年至1965年）

解放前是一位頭人，有兩個職務，一是素磨土司管家，二是蘆花地區法官，精通藏語、本地話、四川話、草地話、漢語等幾種語言。

1935年7月10日，紅軍中央軍委縱隊進駐會址。澤旺不僅送給紅軍自家的5千斤糧食、16頭耕牛、5頭豬，還四處動員親朋好友為紅軍捐糧捐物，共籌糧幾十萬斤和肉類，以及大量皮毛、鹽等物資。

第二代：王扎（1919年至1959年）

1935年7月，紅軍進駐會址期間，跟著父親（澤旺）到處為紅軍籌糧籌物，為解放黑水做工作。1952年繼承父親“追求真理”的精神，參加工作組，下鄉宣傳黨的政策。1956年黑水叛亂，他積極為平叛部隊帶路，勸說爭取叛亂分子。

1956年9月調任政協黑水縣委員會常委至1959年病逝。

第三代：仁真（1943年至2005年）

仁真接受父輩的重托，一直默默地守護著“蘆花會址”。改革開放後曾到印度探親，探親期間向在國外的藏胞宣傳國內的民族政策，勸他們回家，共勸回了500餘人，本縣就有10多位，並親自帶回2位，一位老人（南基）已去逝，另一位是若巴楊初喇嘛，在政協黑水縣委員會擔任副主席，他的舉動當時得到省、州、各級政府的獎勵，後曾任政協阿壩州委員會委員。

第四代：蘇朗彭初（生於1973年）

繼承先輩的革命精神，1990年應徵入伍，在部隊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退伍回家後從父親那裡繼承了這份光榮家業，承擔起了會址維護、守護、傳頌革命精神的重任……並為了更廣、更細的挖掘紅色文化，創辦了“黑水縣上蘆花紅色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來傳播宣傳，弘揚紅色文化精神。

蘇朗彭初的胸懷很寬廣，他展覽的不僅是在他家住過的“紅軍首長”，而且把他知道的幫助過紅軍的藏族群眾也展覽出來。比如，有一個叫澤知木的人，家住瓦鉢梁子（徐向前當年曾在那裡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他是當年為紅軍運糧的隊員之一。蘇朗彭初把澤知木的照片和簡歷工工整整地貼在牆上，以紀念所有幫助過紅軍的黑水人。

的確，應該紀念的黑水人還有很多很多。蘇朗彭初特意請來一位叫彭初羅爾吉的黑水人跟我見面，彭初羅爾吉曾在瓦鉢梁子當過書記，調查整理了許多當年藏族群眾幫助紅軍的事情：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紅軍一、四方面軍先後三次進出黑水，歷時一年零兩個多月，約9萬人次駐紮和過往，黑水成為紅軍長征途中生活、戰鬥時間最長的地區。在該地區發生戰鬥80多次，較大的戰鬥有5次。由於戰鬥、饑餓、勞累、傷病，有近萬名紅軍指戰員犧牲，長眠於黑水，許多紅軍戰士連名字也沒有留下，這喚起藏族人民對紅軍的同情和支持。紅軍在瓦鉢梁子一帶地區建立區、鄉蘇維埃政府和“游擊隊”武裝組織，這無疑是紅軍在黑水播下的革命火種。當地群眾為紅軍籌集糧食約710萬斤，熬製食鹽約5千餘斤，各類牲畜3萬餘頭、100餘萬斤，畜油1萬多斤，以及大批牲畜皮張、牛毛、羊毛、大麻和獸皮等御寒物資，為幫助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對於這些糧食和物資，紅軍再三強調這是“借”，並且打了很多“借條”。儘管“借條”上並無具體的歸還日期，但樸實的藏族群眾依然晝夜兼程地奔忙，他們身背沉重的糧食和物資，艱難地行走在山道上，一直走到蘆花寨的澤旺頭人家門前的草坝上。蘇朗彭初告訴我，他父親仁真曾經給他講過，當年那些運糧隊員非常辛苦，有的隊員連鞋子都磨爛了，堅持赤著腳趕路，腳都被山石磨出了血，但沒有一個人叫苦埋怨。在堆放糧食和物資的草坝上，每當有一個運糧隊員趕來的時候，澤旺頭人都要真誠地對他說：“放心，紅軍不還，我還。”這句話被澤旺頭人重複了太多遍，但沒有一個人懷疑澤旺頭人說的這句話。他們相信，澤旺頭人是值得信賴的好人，工農紅軍是值得幫助的隊伍。至於紅軍打的“借條”，許多人乾脆把它燒掉了。

在這片遙遠的雪域高原，生長著一群品質最樸實、心地最善良的人，他們幫助紅軍不求任何回報，他們寧願自己吃苦受累也樂意幫助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