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19世紀哥本哈根的社會氛圍
19世紀中期，丹麥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工業革命的浪潮尚未完全席捲這個北歐國家，哥本哈根作為首都，仍保留著濃厚的傳統氛圍。藥劑師在當時是社會中備受尊敬卻又神秘的職業。他們不僅是藥品的調配者，還常常扮演醫生、化學家甚至民間顧問的角色。然而，隨著化學知識的普及和毒藥濫用案件的增加，公眾對藥劑師的信任逐漸被懷疑所取代。砒霜、氰化物等劇毒物質在藥劑行業中常見，普通民眾卻對這些物質的來源和用途知之甚少。這種信息不對稱加劇了社會對毒殺的恐慌。
1840年代，歐洲各地頻發的毒殺案件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安。報紙上充斥著耸人聽聞的標題，描述貴族、商人乃至普通市民因毒藥而離奇死亡。哥本哈根的市民對此尤為敏感，因為這座城市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依賴藥劑師提供的藥水治療日常疾病，而藥劑師的藥方往往是家庭的“救命稻草”。在這一背景下，任何與藥劑師相關的死亡事件都可能引發強烈反響。
漢斯·克里斯蒂安·尼爾森是哥本哈根一間小藥房的經營者。他的藥房位於城市邊緣，服務於工人階級和中下層市民。尼爾森以其細緻的工作態度和低廉的價格贏得了社區的信任。然而，1847年夏，一連串神秘的死亡事件將他推向了風口浪尖。
案件經過：從懷疑到定罪
1847年6月，哥本哈根一戶工人家庭的母親在服用尼爾森配製的止咳藥水後突然死亡。死者家屬聲稱，藥水散發著奇怪的氣味，且死者在服用後出現痙攣和劇烈嘔吐。幾天後，另一名顧客，一位年輕女性，在服用尼爾森提供的治療發燒的藥水後同樣死亡。這兩起事件迅速引起了社區的關注，謠言開始傳播：尼爾森的藥房可能在“故意下毒”。
警方介入調查後，發現死者體內含有微量砒霜。砒霜在當時是藥劑師常用的成分，用於治療某些疾病，但劑量需嚴格控制。尼爾森的藥方記錄顯示，他確實在藥水中加入了微量砒霜，但劑量遠低於致命水平。然而，公眾的恐慌情緒迅速發酵，報紙刊登了耸人聽聞的報導，指責尼爾森是“冷血的毒殺者”。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又有三起類似死亡事件被歸咎於尼爾森的藥房，儘管其中兩起案件的死者生前患有嚴重疾病，且證據並不充分。
在社會壓力的推動下，警方於1847年8月逮捕了尼爾森。法庭審判在1848年初進行，控方指控尼爾森故意在藥水中加入過量砒霜，謀殺至少五名顧客。尼爾森堅稱自己無辜，指出藥方記錄清楚表明劑量符合標準，且藥房使用的原料均來自可靠供應商。然而，控方以“公眾安全”为由，強調砒霜的危險性，並暗示尼爾森可能出於經濟動機或個人恩怨實施犯罪。
審判過程中，尼爾森的辯護律師試圖引入藥方記錄作為證據，但法庭認為這些記錄可能被篡改，未予採納。此外，幾位醫學專家的證詞也未能扭轉局勢，因為當時毒理學尚不成熟，檢測砒霜劑量的技術有限。公眾的強烈情緒進一步影響了司法程序，陪審團在不到兩天的審議後，判處尼爾森終身監禁。尼爾森被送往哥本哈根郊外的監獄，他的藥房被查封，家庭陷入貧困。
冤案成因：社會壓力與職業歧視
尼爾森案件的誤判並非孤立事件，而是19世紀社會與司法體系缺陷的縮影。以下幾個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冤案：
- 社會對毒殺的集體恐慌
19世紀的歐洲，毒殺被視為一種隱秘而可怕的犯罪方式。毒藥的無形性和藥劑師的專業知識使公眾對這一職業產生雙重情感：既依賴又恐懼。尼爾森的案件恰逢毒殺恐慌的高峰期，報紙和社區輿論將藥劑師描繪成潛在的“惡魔”。這種集體恐慌促使警方和法庭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迅速鎖定尼爾森為嫌疑人，以平息公眾的不安。
- 司法程序的草率
當時的丹麥司法體系在處理涉及毒藥的案件時，往往傾向於“寧可錯殺，不可放過”。尼爾森的藥方記錄本應是關鍵證據，但警方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也未調查其他可能性，例如供應商的原料質量或顧客自身的健康狀況。法庭對醫學證據的忽視進一步加劇了誤判。毒理學的局限性使得控方無法準確區分藥水中砒霜的來源是故意添加還是意外污染，而陪審團在社會壓力的影響下，傾向於相信最耸人聽闻的解釋。
- 職業歧視與階級偏見
藥劑師在19世紀的丹麥社會中處於尷尬地位。他們雖然受過專業訓練，但常被視為“半醫生”，地位低於正式醫師。尼爾森的藥房服務於工人階級，這使得他在上層社會眼中缺乏威信。控方在審判中多次暗示，尼爾森可能因經濟壓力而“鋌而走險”，這種指控帶有明顯的階級偏見。此外，藥劑師作為化學物質的操控者，容易被貼上“危險分子”的標籤，這種職業歧視進一步削弱了尼爾森的辯護能力。
真相揭露：後人的努力與證據重現
尼爾森於1855年在監獄中去世，他的案件逐漸被公眾遺忘。然而，1890年代，他的後人——一位名叫瑪麗亞的孫女——在整理家族遺物時發現了尼爾森的藥方記錄和與供應商的通信。這些文件詳細記錄了尼爾森從哥本哈根一家化學品供應商購買的原料清單，以及每批藥水的配製過程。瑪麗亞將這些文件交給了一位研究毒理學的學者，試圖為祖父洗清冤屈。
學者的分析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尼爾森使用的砒霜原料中，部分批次被供應商掺雜了高濃度的雜質。這些雜質可能來自供應商在運輸或儲存過程中的疏忽，導致砒霜的毒性遠超預期。進一步的化學分析證實，某些藥水中檢測到的砒霜含量與供應商提供的原料一致，而非尼爾森故意添加。這一發現推翻了原審判的基礎，證明尼爾森無意謀殺。
瑪麗亞試圖向當局申請重審，但由於尼爾森已去世，且案件已過去數十年，官方未予受理。儘管如此，學界和部分媒體開始重新審視這起案件。1898年，一家哥本哈根的報紙刊登了關於尼爾森冤案的報導，呼籲改革司法體系和供應商監管制度。然而，由於缺乏現代數字檔案，這起案件的細節未被廣泛傳播，至今仍鮮為人知。
社會與職業因素的深層分析
尼爾森案件不僅是一起個人悲劇，也反映了19世紀社會與職業環境的複雜性。首先，社會對毒藥的恐懼源於科學知識的普及與公眾教育的脫節。普通市民對砒霜等物質的了解僅限於其致命性，而對藥劑師的配藥過程一無所知。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了信任危機，使藥劑師成為替罪羊。
其次，司法體系的缺陷在案件中暴露無遺。當時的毒理學技術無法精確檢測毒物來源，法庭卻在社會壓力的驅使下，優先考慮“公眾安全”而非事實真相。這種“以平民憤為先”的司法邏輯在19世紀的歐洲並不少見，尤其是在涉及新興職業如藥劑師的案件中。
最後，職業歧視在案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藥劑師作為一個介於醫生與商販之間的職業，常常被上層社會輕視。尼爾森的工人階級客戶群進一步降低了他在法庭上的可信度。相比之下，供應商作為更大的商業實體，較少受到調查，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不同職業群體的偏見。
結論：歷史的警示
哥本哈根藥劑師毒殺疑雲是一起被歷史塵封的冤案，卻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它提醒我們，社會恐慌和職業偏見如何扭曲司法公正，以及科學證據在破除迷霧中的關鍵作用。尼爾森的悲劇源於時代的局限，但他後人的努力讓我們看到真相遲到但永不缺席。這起案件也呼籲我們反思：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避免重蹈19世紀的覆轍，確保司法體系以事實為依據，而非被輿論和偏見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