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沙漠商隊的暗流湧動

19世紀末的開羅，是一個多元文化交匯的城市。阿拉伯人、科普特人、貝都因人、來自蘇丹的努比亞人以及奧斯曼帝國的官員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的社會圖景。駱駝商販是貿易網絡中的重要一環，他們往往以小型商隊的形式，穿越沙漠將貨物運往開羅或更遠的亞歷山大港。商隊生活充滿艱辛，成員之間因長期相處而形成緊密但脆弱的關係，債務糾紛、資源分配不均或個人恩怨常成為衝突的導火索。

案件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哈桑·伊本·阿里的努比亞商販，來自蘇丹邊境的遊牧部落。他以駱駝運輸為生，性格沉默寡言，精通沙漠生存之道。1887年夏，哈桑加入了一支由八人組成的商隊，從紅海沿岸的蘇伊士運送香料和布匹至開羅。在商隊抵達開羅郊外的集市後，一名同伴——阿拉伯裔商販穆罕默德·薩利赫被發現死於帳篷內，胸口有明顯刀傷，現場一片狼藉。哈桑的短刀上沾有血跡，成為警方指控他的關鍵證據。

審判與定罪：偏見與疏忽的疊加

案件發生後，開羅的地方警署迅速介入。由於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埃及司法體系深受殖民影響，英國顧問在警務與司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調查過程卻顯得草率而充滿偏見。警方在勘察現場時，發現哈桑的短刀上有血跡，且刀的尺寸與死者傷口吻合，便將他列為首要嫌疑人。儘管哈桑堅稱自己無辜，且刀上的血跡可能來自宰殺牲畜，警方並未對血跡進行進一步化驗或來源分析。當時的法醫技術雖不先進，但簡單的血液類型比對或顯微觀察已可初步區分人血與動物血。然而，負責案件的警官似乎對哈桑的辯解置若罔聞。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哈桑的努比亞身份。作為來自蘇丹的“外族人”，他在開羅的社會地位較低。19世紀末的埃及，種族與族群偏見根深蒂固。努比亞人常被視為“野蠻”或“不可信”，這種刻板印象在殖民官員與本地精英中尤為普遍。哈桑的外貌、口音以及遊牧背景使他在調查初期便被貼上“危險分子”的標籤。法庭記錄顯示，控方在陳述中多次提及哈桑的“異族”身份，暗示其“暴力傾向”，卻缺乏實質證據支持這一推斷。

審判過程同樣充滿瑕疵。哈桑沒有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法庭指派的辯護人僅象徵性地提出異議。商隊其他成員的證詞含糊其辭，部分人提到穆罕默德生前與人爭執，但無人能明確指向兇手。關鍵物證——短刀上的血跡未被送檢，警方也未深入調查穆罕默德的債務關係或可能的其他敵人。最終，哈桑被判處終身監禁，送往開羅郊外的監獄服刑。判決書強調了“刀上血跡”與“被告的可疑行為”，卻對案件中的諸多疑點避而不談。

真相揭露：遲來的自白

哈桑的冤案在監獄中沉寂了近二十年。1906年，另一名當年的商隊成員、阿拉伯裔商販艾哈邁德·拉希德在病榻上臨終前，向一位當地宗教人士坦白了真相。艾哈邁德承認，穆罕默德的死並非哈桑所為，而是他因債務糾紛親手所為。穆罕默德生前欠下艾哈邁德巨額債務，多次拒絕償還，雙方在商隊行進中多次發生激烈爭吵。案發當晚，艾哈邁德趁夜深人靜，用自己的匕首刺殺了穆罕默德，並將血跡抹在哈桑的刀上，製造了哈桑殺人的假象。

艾哈邁德的供述為案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他透露，作案後他迅速清理了自己的匕首，並利用哈桑的努比亞身份，引導其他商販將懷疑指向哈桑。商隊成員大多不願捲入糾紛，選擇了沉默，而警方對哈桑的偏見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誤導。艾哈邁德的臨終自白被記錄下來，並由宗教人士轉交給了開羅的地方當局。然而，由於哈桑已在監獄中度過近二十年，且身體狀況惡化，當局僅象徵性地撤銷了判決，未能給予實質性的賠償或公開道歉。哈桑在獲釋後不久去世，未能重獲自由生活的機會。

種族偏見的心理根源

哈桑案件的核心問題之一是種族偏見如何影響了司法判斷。19世紀末的埃及社會深受殖民主義與奧斯曼帝國階級制度的影響。努比亞人作為“外來者”，在開羅的社交與經濟網絡中處於邊緣地位。心理學研究表明，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種認知捷徑，使人們傾向於用預設的標籤來判斷陌生群體。在哈桑的案件中，警方與法庭對努比亞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如“暴力”或“不可靠”——直接影響了調查方向。哈桑的沉默寡言被解讀為“狡猾”，他的遊牧背景被視為“缺乏文明”，這些偏見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被放大為定罪的依據。

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偏見源於“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調查人員一旦對哈桑形成初步懷疑，便傾向於尋找支持這一假設的證據，而忽視相反的線索。例如，警方未檢驗血跡來源，未深入調查穆罕默德的債務糾紛，也未認真對待其他商販的模糊證詞。這種選擇性忽視反映了人類認知中的普遍傾向：當面對複雜或不確定的情境時，人們更傾向於依賴已有信念，而非客觀分析。

證據忽視的系統性問題

哈桑案件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證據的忽視。19世紀末的埃及司法體系在技術與程序上存在明顯缺陷。法醫技術的局限性使得血跡分析難以普及，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查人員缺乏科學精神。短刀上的血跡被直接視為“鐵證”，而未經過任何驗證。這種草率的證據處理方式與當時埃及警務體系的組織結構有關。在英國殖民影響下，開羅的警務部門更注重快速結案以維持社會秩序，而非追求真相。哈桑的案件成為這一體系缺陷的犧牲品。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證據忽視還與“群體思維”（groupthink）有關。調查團隊在面對案件壓力時，傾向於達成一致意見，而非提出質疑或探索其他可能性。商隊成員的沉默也加劇了這一問題。作為一個緊密但臨時的群體，商販們更傾向於避免衝突，保護自身利益，而非主動提供可能導致爭議的證詞。這種集體沉默與警方偏見相結合，使哈桑的冤案幾乎不可避免。

案件的深遠影響

哈桑的案件雖未被廣泛記錄，卻在當時的開羅商販群體中引發了討論。一些努比亞商販開始對城市中的司法體系產生不信任感，導致部分人選擇減少與開羅的貿易往來。這種不信任進一步加劇了族群間的隔閡，影響了商隊的合作與貿易網絡的穩定性。從更廣的視角看，這起案件反映了殖民時期埃及社會中種族與權力關係的複雜性。英國殖民當局與奧斯曼地方精英的合作，強化了社會階級制度，使邊緣群體如努比亞人更容易成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在犯罪心理學領域，哈桑案件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案例，說明社會偏見如何扭曲司法過程。現代研究表明，種族偏見與證據忽視仍是許多司法體系中的顽疾。例如，美國與歐洲的冤案研究顯示，少數族裔在刑事司法中更容易被錯誤定罪，原因往往與刻板印象和證據處理不當有關。哈桑的案件雖發生在百年前，卻為我們理解這些問題的歷史根源提供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