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如驚雷般響徹神州大地。一句“發展才是硬道理”，點燃了億萬中國人沉寂已久的創業激情。短短數年間，一場席捲全國的“下海潮”洶湧而至。十萬公務員辭職，千萬人停薪留職，從機關大院走向街頭巷尾，從體制內奔向市場洪流。他們中有大學教授、國企幹部、科研人員，更有無數不甘平凡的普通人，在那個“萬元戶”都令人艷羨的年代，毅然跳入未知的商海，搏擊風浪。

那是一段被無數人懷念的“黃金時代”。聯想、海爾、萬科、TCL、萬通……這些如今耳熟能詳的名字，大多誕生於那個充滿冒險與機遇的年月。柳傳志在計算所傳達室起步，張瑞敏砸掉76台冰箱重鑄質量信仰，王石在蛇口創辦萬科，馮侖、潘石屹等人組成“萬通六君子”在海南炒樓花……他們用膽識、汗水甚至血淚，書寫了中國民營經濟的開篇史詩。

而今天，當“考公熱”如潮水般席捲年輕一代，國考報名人數屢創新高，熱門崗位競爭比高達數千比一，“上岸”成為無數年輕人夢寐以求的歸宿，我們不禁要問：那個敢闖敢拼、敢為人先的“下海潮”精神，是否還能在新時代煥發新生？那個屬於冒險者、創業者、破局者的時代，是否已經一去不返？

一、“下海潮”：一個時代的冒險與榮光

“下海”一詞，原指漁民出海捕魚，後來引申為放棄穩定職業投身商海。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它成為一種社會風潮，一種時代符號。它不是簡單的職業轉換，而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縮影。

1. 政策鬆綁：從“個體戶”到“私營企業”的合法化

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但初期仍以農村改革為主。直到1980年，溫州的章華妹領到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個體經濟才正式獲得合法地位。1987年，《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出台，個體戶數量迅速增長。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頒布，私營企業終於“名正言順”。1992年南巡講話後，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政策全面放開，下海潮達到頂峰。

這一系列政策變革，為“下海”提供了制度保障。人們不再擔心“割資本主義尾巴”，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求財富與成功。

2. 經濟機遇：市場空白與“腦體倒掛”的紅利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市場幾乎是一片空白。物資短缺，需求旺盛，競爭不充分。只要你有膽識、有門路，就能迅速積累財富。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桶金”時代。

更令人震撼的是“腦體倒掛”現象——一個普通個體戶的收入可能遠超大學教授或高級工程師。這種巨大的收入反差，強烈衝擊著傳統的“學而優則仕”觀念，促使大量知識分子和體制內人員投身商海。

3. 社會心態：從“鐵飯碗”到“闖世界”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代，“鐵飯碗”是人人嚮往的歸宿。而“下海潮”則顛覆了這一價值觀。人們開始崇尚冒險、創新、效率和財富創造。媒體大量報導“萬元戶”“企業家”，社會輿論從批判“投機倒把”轉向讚美“改革先鋒”。

這種心態的轉變，是“下海潮”得以持續的根本動力。它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也重塑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

二、“考公熱”：新時代的“避風港”選擇

與“下海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考公熱”。根據國家公務員局數據，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達261萬，平均競爭比超過70:1，部分熱門崗位甚至達到3572:1。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年攀升，2024年已達1179萬，就業壓力空前。

“考公熱”的背後，是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遷。

1. 經濟下行與不確定性加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近年來，受疫情、國際局勢、產業結構調整等多重因素影響，企業裁員、降薪、倒閉頻發。互聯網、教培、房地產等行業經歷劇烈震盪，35歲危機、內卷、躺平等詞彙成為年輕人的口頭禪。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務員的“逆周期穩定性”顯得尤為珍貴。無論經濟如何波動，公務員的工資、社保、退休金基本不受影響。這種“旱涝保收”的特性，使其成為風險厭惡型人群的首選。

2. 制度性福利與隱性保障

公務員不僅有穩定的收入，還享有完善的醫療、住房、子女教育、養老等福利體系。特別是在一些財政狀況良好的地區，公務員的實際待遇遠高於普通企業員工。據相關研究，公務員平均薪資比私營企業高76.6%，養老金替代率高達80%-90%，遠超企業職工。

此外，體制內的社會地位、人脈資源、發展空間等“軟實力”也極具吸引力。

3. 社會觀念的回歸與“上岸”敘事的興起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在新時代重新抬頭。考公被視為“上岸”——脫離競爭激烈、充滿不確定性的“苦海”，進入安全、體面的體制內生活。社交媒體上，“上岸經驗”“備考攻略”成為爆款內容，考公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這種“上岸”敘事，本質上是一種風險規避策略，反映了年輕人對未來的焦慮與不安。

三、精神斷裂？從“闖海”到“上岸”的時代變遷

“下海潮”與“考公熱”看似是兩種職業選擇，實則是兩種精神狀態的體現。

• “下海”是主動出擊，是創造價值，是承擔風險換取高回報；
• “考公”是被動防禦，是尋求保障，是犧牲部分自由換取穩定性。

這種轉變，折射出中國社會從“增量時代”進入“存量時代”的深層邏輯。

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期，市場空間巨大，機會遍地。那時的選擇是“要不要下海”，核心問題是“如何抓住機遇”。而在今天，經濟增長放緩，行業趨於飽和，競爭異常激烈。年輕人面臨的選擇是“如何規避風險”，核心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

從這個角度看，“考公熱”並非年輕人不思進取，而是他們在現實壓力下的理性選擇。當創業失敗的成本極高（如負債、信用受損、社會歧視），而體制內工作的穩定性極高時，趨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

但這是否意味著“下海潮”的精神已經徹底消亡？

四、下海精神的當代回響：新賽道與新可能

儘管“考公熱”盛行，但“下海潮”的精神並未完全熄滅。它正在以新的形式、在新的領域悄然復甦。

1. 科技創業：從“倒爷”到“硬科技”的升級

今天的創業者已不再是當年的“倒買倒賣”式商人，而是聚焦於人工智慧、新能源、生物醫藥、晶片等“硬科技”領域。他們中不乏清華、北大、斯坦福畢業的博士，帶著技術、資本和全球視野投身創新。

例如，大疆創新汪滔、寧德時代曾毓群、商湯科技徐立等人，都是新時代的“下海者”。他們不再依賴政策套利或市場空白，而是靠技術創新和全球競爭贏得市場。

2. 數位經濟：平台經濟與自由職業的崛起

互聯網平台催生了大量新型職業：主播、UP主、獨立開發者、自由撰稿人、電商店主……他們不受雇於固定單位，依靠個人能力在數位世界謀生。這種“數位遊民”“斜槓青年”現象，某種程度上也是“下海精神”的延續——追求自主、靈活、不受束縛的工作方式。

儘管平台經濟也存在“內卷”和“35歲危機”，但它為普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創業和就業機會。

3. 政策支持：從“放任”到“引導”的轉變

與1990年代“摸著石頭過河”不同，今天的政府更主動地引導創新創業。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專精特新”企業扶持，從科創板設立到創業孵化基地建設，政策環境對創業者更為友好。

此外，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企業註冊、融資、稅收等制度更加便利，降低了創業門檻。

五、挑戰與反思：新時代“下海”的困境

儘管有新機遇，但今天的“下海”遠比1990年代艱難。

1. 市場飽和與競爭白熱化

大多數行業已進入成熟期，頭部效應明顯。新進入者難以撼動既有格局。創業不再是“藍海淘金”，而是“紅海厮殺”。

2. 成本高企與融資困難

人力、租金、原材料成本持續上升，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巨大。儘管有風投支持，但多數初創企業難以獲得融資，或在“燒錢”模式中耗盡資源。

3. 社會支持體系薄弱

創業失敗的社會成本依然很高。缺乏完善的破產保護、信用修復、再就業支持機制，使得許多人“不敢下海”。

4. 人才錯配與體制吸附

大量高學歷人才湧入公務員系統，導致創新領域人才流失。體制內外收入與福利差距過大，形成“體制吸附效應”，抑制了市場活力。

六、結語：精神不死，只待春風

“下海潮”的精神，本質上是一種冒險精神、創新精神、奮鬥精神。它不在於是否辭職創業，而在於是否敢於突破舒適區，是否願意為夢想承擔風險，是否相信通過努力可以改變命運。

這種精神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改變了表現形式。從1992年的海南炒樓花，到今天的AI大模型創業；從個體戶擺攤，到跨境電商出海；從“萬元戶”到“獨角獸”，變的是賽道，不變的是那份不甘平庸的勇氣。

當下“考公熱”的盛行，或許正是對過度追求穩定的一種反動。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體制內感受到“內卷”與“躺平”的窒息，當社會呼喚更多創新與活力時，也許新的“下海潮”正在醞釀。

真正的黃金時代，從不靠安穩，而是靠闖蕩。只要制度環境持續優化，只要社會尊重奮鬥與創新，只要年輕人心中仍有夢想——“下海潮”的精神，終將再次煥發新生。

因為，中國從來就不缺敢闖敢試的人。缺的，或許只是一陣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