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世界文明地图，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方与基督教紧密相连。而东方，特别是中国、越南、日本、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和韩国，则在儒教的阴影下生活了数千年。直到今天，尽管儒教不再是主导地位，它的印记仍深深烙印在东亚人的行为、学习和思维方式中。但儒教也限制了东方在面对西方时的进步。

儒教是如何改变东方的？

孔子，儒教的创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值春秋乱世。那时社会动荡，诸侯争斗，百姓苦不堪言。孔子心中怀有一种焦虑，如何使天下太平。他的答案并不是来自刀剑或严苛的法律，而是来自于人类的道德。孔子相信，如果人们能够以仁、义、礼、智、信为准则，从君主到百姓，从上到下，天下就会安宁。这正是儒教的支柱。

这里的仁就是儒教的根本。意味着懂得爱，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个有仁的人不会无情地伤害任何人，会考虑共同的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看到有人遇到困难，你不会转身离去，而是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这就是仁。但仁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溺爱。如果你过于纵容，人们就会依赖你。义在这里意味着应做的事情。义就是做正确的事，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应做的事情。

有义的人愿意为了小利益而牺牲，以保持应有的原则。例如，看到一位老人过马路，你不会考虑这对自己是否有利，而是简单地看到需要帮助而主动上前。这种义使人们免于被贪婪所驱使。提醒我们有一些标准必须被尊重，即使没有人赞美或回报。

这里的礼不仅仅是祭祀的仪式或叩拜。在日常生活中，礼就是人们懂得保持分寸，互相尊重。问候、礼貌的说话、懂得感谢和道歉，这些都是礼。正因为有了礼，人们才能更亲近，减少冲突。礼源于尊重和真诚。这里的智是分辨是非的能力，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智不仅仅是读书多，还包括会思考、会考虑后果、会倾听并在意识到自己错误时改变。

有智的人不会盲目跟随人群，也不会在看到更合理的事情时固执己见。例如，在帮助他人时，你必须有智慧，以免以让他们越来越依赖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智慧使仁和义变得聪明和切实。最后是信。这里的信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字眼。一个有信的人是说到做到，承诺的事情必须遵守。当多次如承诺所言行事后，仅一句话就足以让他人信任。相反，如果经常失信，即使你说千句也无人再信。

信并不意味着固执，保持错误的承诺。如果发现旧的承诺造成了伤害，就必须诚实地说明，解释原因并寻找补救的方法。最初，儒教并不是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那时人们更喜欢道家的自由或法家的严厉。但到了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时期，儒教被提升为国教，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支柱。从此，官员的道路与学习儒教紧密相连。想要做官就必须学习《诗经》、《礼记》、《易经》，必须精通礼仪和行为规范。

政治也基于正名原则，君君、臣臣、民民。社会也围绕着三纲五常组织，即父子、夫妻、君臣之间都有明确的上下关系。儒教的优点在于将一个广阔而多民族的国家如中国变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持续了数千年。但缺点是它也使社会变得压抑，礼仪和规矩过多。在成为中国的国教后，儒教开始传播到邻国。

在越南，儒教随着北方官员和北属时期传入。越南人本来与民间信仰紧密相连，但在李朝和陈朝时期，尤其是黎朝，儒教逐渐取代了之前的佛教，成为中心地位。黎初朝将儒教视为治国的基础。黎圣宗颁布了基于儒教礼仪的《洪德法典》，并组织科举考试以选拔官员。在此之前，李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科举考试。越南人的命运与学习汉字、经典以参加考试和做官紧密相连。因此，形成了一个好学的士人阶层。

但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只是为了做官而学习，而不是为了创造。在朝鲜，儒教早期传入，但在朝鲜王朝时期才真正被绝对崇拜。他们受到儒教的影响，以至于礼仪、节庆，甚至家庭关系都严格遵循。可以说，如果中国是摇篮，那么朝鲜就是儒教最深植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日本则更为灵活。他们接受儒教，但只取其有利于建立纪律和秩序的部分。日本武士深受儒教影响，绝对忠诚于主，重视荣誉，遵循礼义。

儒教帮助封建制度治理国家。这创造了一种像塔一样的秩序，上下分明，少有混乱。通过科举，封建国家容易培养出既有学识又忠诚的官员。因为想要做官，人人都必须学习四书五经，所以官员一进入朝廷就与朝廷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此外，儒教还创造了一种称为德治的模式，即以道德治国。明君则百姓效仿，贤臣则社会安宁。一切不仅通过刀剑维持，而是通过对君主是天子的信仰，认为他是百姓的父母。

此外，凭借三纲五常，社会被构建成一个坚固的框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有明确的上下关系，家庭成为建设国家的坚实基础。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儒教帮助东方的封建制度稳定，但儒教也成为了阻碍东方在世界变化时落后的障碍。首先，儒教使社会被束缚在规矩之中。因为儒教规定人们如同预设的角色。君主治理，官员辅佐，百姓服从，父亲严厉，儿子孝顺，丈夫发号施令，妻子服从。这是一个创造稳定的系统，但也压制了个人。

人民很少被鼓励打破框架或创造。即使是有才能的人，如果有与儒教标准不同的思想，也很难施展才华。其次，儒教使学习变成了死记硬背。整个社会都集中在科举的道路上。想要做官就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写文章，评论经典。结果是，在几千年中，学习创造或发明几乎不被重视。一个擅长机械、擅长计算或有科学头脑的人，如果不擅长文言文，也不会受到重用。这消灭了探索和实验的精神。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蓬勃发展时，东方仍然停滞不前，沉迷于诗文和论文。这是导致东方在与现代西方碰撞时逐渐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的女性肯定不喜欢儒教。因为儒教使女性被束缚在框架中。根据三从四德，女性一生都必须围绕男性转。在家跟随父亲，结婚后跟随丈夫，丈夫去世后跟随儿子。孝道和礼义将女性置于绝对依赖的地位。

一半人口的智慧才华被抛在一边，仅限于家务和服从。这是社会的巨大损失，因为许多潜力被压制，无法为共同发展做出贡献。此外，儒教非常保守。一旦儒教成为绝对标准，所有新事物都必须在孔子和孟子的光辉下进行审视。任何与圣贤之道相悖的思想都被视为异端和邪说。这使得政治社会的改革往往失败或受到阻碍。那些想要进行强烈变革的朝代常常遭到士人阶层的反对。结果是，社会在外部保持稳定的循环中，但内部却停滞不前。

正是这些限制使得东方尽管拥有早期辉煌的文明，却在16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当欧洲人进入大航海时代和科学革命时，东方人仍在科举、会试和殿试中徘徊。当西方制造火枪和战舰时，东方仍然重视文书和礼仪。当西方带来大炮时，东方国家震惊地意识到自己落后，但那时已经为时已晚。到了20世纪，当东方与西方强烈接触时，儒教已不再保持昔日的地位。然而，它的印记依然存在。

让我们谈谈儒教在这个时代的积极面。在教育方面，中国、韩国、越南的好学精神和考试压力正是科举传统的结果。在家庭中，尊敬父母、重视礼义的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在政治上，许多东亚领导人仍然谈论以道德治国，而非单纯的法律。可以说，儒教就像是植根于东方人脑海中的一种东西，虽然不再绝对支配，但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因此，儒教使东方成为一个重视礼义、好学、家庭和纪律的地方。但同时，它也束缚了个人，抑制了创造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被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如果西方有基督教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纽带，那么东方则有儒教作为人与家庭、社会和君主之间的束缚。